毛志成
分析文学不景气的原因，说什么“商品经济的冲击”啦，“世界日趋世俗化、庸俗化所致”啦，“物质的崛起导致精神萎缩”啦，都不对。正因为眼下的世界日趋商品化、世俗化、物质化，才更需要文学、作家对世界进行一点精神干预，发挥一点精神能量，借以构成自己的个性存在。若是文学本身，作家本身，在精神品格上、文化品格上都不具有独立性，只会尾逐在现实生活的后头推波助澜，被甩的命运不仅是必然的，也是应当的。 中国文学、中国作家近几十年来所显示出的精神弱质和文化弱质，是不容否定的。 “文革”中那些“紧跟形势”的作品不胜枚举，一些作家们如痴若狂、着迷上瘾地“生产”着行时文字。这样下去总会走到极限——由“伪文学”走到“非文学”，再由“非文学”走到“无文学”。 “新时期文学”看上去很红火，文学杂志铺天盖地。但这样的作品、作家大都仍具有精神品格上或文化品格上的弱质。理由有三： 一、在精神品格上，缺乏作家勇气和文学锐气。必须看到，当时是先有了政治指示上的彻底否定“文革”，随后才有了作家对“文革”的“控诉”、“反思”、“再认识”。这一点，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大不相同，“五四”运动是文化人自发搞起来的，既有勇气又有锐气。 二、从文化品格上讲，当时的文化才识较低。由于一次次的“文化削尖”政策几乎难以产生文化乔木，稍稍读了几本书的人，以及多少记下了一点“文革灾难”或“知青见闻”的人，都可以成名家。 三、在心理品质上，小农式的功利主义很重。商品大潮袭来时，很多作家所写的“商品颂歌”都近乎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。这样的歌唱厌了之后，就玩“自我孤岛”、“病式深沉”或“疯式潇洒”，兼或吟咏些青楼怨女或现代林黛玉式的才女。这一切，大都带有洋化、新潮化了的小农意识色彩。 （《北京观察》1999年第7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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